交际能力也许决定你的上限

　　交际能力也许决定你的上限

　　文/邓辉

　　看从网关于科学家的八卦故事，你会发现大部分人，往往更愿意接受科学家们是性格孤僻、行事乖张的人，也往往认为中国之所以缺少顶尖的学者，是因为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人在这个拜官主义盛行、物质横流的社会耐得住寂寞，能够做到闭门锁窗、醉于墨香。我们甚至认为性格孤僻的人，就最适合做学问、搞研究，孤独甚至成为了一种科学家特质。

　　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之一，弗里德曼，却不是这样的书呆子。当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，瑞典夜空飘满礼花，而弗里德曼的妻子说，这么的景色却没有节日的气氛，未免可惜。于是为了讨妻子的开心，生性活泼的弗里德曼便为老不尊的大声叫了起来。为什么科学家们就不能都像弗里德曼这样活泼有趣呢？

　　同样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，即便海外留学生众多，在美帝等国也可以摆脱国内拜官主义体制与文化，但能做出顶尖科学研究成果的华裔科学家，其实也是凤毛麟角，这难道是中国的书呆子没有外国人呆么？所以也许大多数人对顶尖科学家需要特质的认识是有问题的。

　　数百年前，伽利略扔两个铅球、牛顿的脑袋被苹果砸了、胡克鼓捣一下弹簧，他们便有了伟大的科学发现。可今天科学家们可能要参加上万人的研究团队，借助价值数十亿的离子对撞机，才能有伟大的物理学发现。同时，医药领域的重大发现，从上个世纪中叶的每十年有6个左右的重大发现，衰减到1973—1998年25年间只有7个。

　　于此，科学计量学家发明了一种名为尤里卡计量学的统计系统，证明了科学发现的确越来越难了，比如新发现小行星的体积是以每年2.5%的速率递减的。显然因为科学家们面对的研究对象越难以观察，所以他们需要得到仪器与借助的帮助，就会越来越多。

　　同时，因为本领域取得重大发现越来越难，所以很多科学家选择进行跨领域研究，比如物理学家进入生物学界，数学家、计算机科学家进入社会科学领域。这方面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博弈论的发展，比如冯·诺依曼、纳什、罗伯特·阿克塞罗德等等科学家，他们原本都是属于数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。

　　其中纳什作为一个数学家，他一辈子没有取得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，反而在经济学方面取得了声誉更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。显然，随着跨领域研究的增多，不同领域间的科学家们需要的沟通与帮助也在增加。

　　科研发现难度的增加与跨学科研究的增多，使得科学家们越来越需要帮助，而如果科学家们越来越需要帮助，那么科学家们彼此科研的地点越靠近，就越有利于他们做出好的研究成果。正是根据这样的研究思路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统计了数以万计的科研文章，他们把校园里的办公场所绘制成图，结果也证明两个人的距离越近，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大。同样，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影响力研究成果往往来自于团队合作，而不是孤胆英雄式的科学家。

　　例如被媒体塑造为性格孤僻、怪异，解决了着名的庞加莱猜想，却不愿意领取数学领域最高奖项——菲尔兹奖的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，其拒绝领奖的真实原因，是因为他觉得在解决庞加莱猜想的过程中，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所起的作用也很巨大，而如果汉密尔顿没有获奖，佩雷尔曼则觉得有失公平。

　　佩雷尔曼和汉密尔顿的关系，可以追溯到其游学美国时期，那时汉密尔顿用一种佩雷尔曼不熟悉的，类似于热扩散方程的动力过程来处理拓朴问题。(www.xinlizhi.cn)这段时期汉密尔顿对佩雷尔曼的帮助，对后来其解决庞加莱猜想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　　可科学家如何增加别人和自己合作意愿呢，同时如何测度这种意愿，以证明这个论题呢？显然，人都是自利的，如果别人给你更多好处，那么你肯定更愿意和他合作，而一个科学家能给另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利益，就是发表文章时让其第一个署名。因此我们可以反向推断，那就是当代伟大的科学家，往往更愿意把自己的论文与着作署名往后排。比如《通向富有的屏障》一书的第一作者是帕伦特，而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雷斯科特。

　　中国人非常看重诺贝尔奖，有趣的是根据统计，40多岁时诺贝尔奖得主，只在26%的论文中是第一作者，而成就不及他们的同行，却在56%的论文中充当第一作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曾有诺贝尔化学奖得住说：“年轻人成为主要作者、第一作者是有好处的，而且即使我的名字排名靠后，这也无损于我的名誉”，可现实中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平均年龄是57岁，而他们从获得重大科研突破到获奖，往往要等待10多年，所以其实40多岁，往往是许多诺奖得主科研刚有突破性进展不久的时间段。

　　通过以上的分析，在获得重大学术发现日益困难的今天，其实我们发现做顶尖的研究时，是非常需要研究者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他人的帮助。可是，华人在沟通方面欠缺必要的技能，也许这是碍于文化原因，总之沟通能力可能是限制华人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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